卷入中国药学会原理事长郑筱萸一案并被查一年后，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因涉嫌受贿十余万元，近日被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公诉至西城区法院。

　　据悉，同案牵连的原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，也正由西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在西城区法院的一份起诉材料中表明：刘永久担任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期间，收受两笔贿赂款共计十余万元，其款项分别来自一家医药公司和一家医疗广告公司。

　　检方认为，刘永久身为国家干部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，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，且受贿数额较大，故提请法院予以依法惩处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记者调查发现，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是国家药监局窝案的主要侦查机关，在郑筱萸涉案之前，分别查处了其在国家药监局的“左膀右臂”??原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和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。

　　此前，该院反贪局局长张京文接受《检察日报》采访时称，2005年11月，原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的被捕，成为曹文庄案的突破口，而刘永久则于2006年11月被立案调查。

　　这一连串反映，使得社会学界对于药学会的身份提出质疑，这一社会团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政府官员担任实际职务，而这些社团职务在他们的腐败事件中似乎又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。

　　从民间组织到社会团体

　　在中国药学会(以下简称学会)会议室里，药学会高层与药学界知名专家、国家领导人的大幅历史照片整齐地挂在墙壁上，似乎在向参观者讲述着中国药学会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“这些都是学会发展100年来所赢得的荣誉。”说这话时，中国药学会梁主任一脸自豪。

　　2008年1月22日，在位于北京SOHO写字楼的办公室内，梁对《公益时报》记者坦言，自上世纪70年代，中国药学会挂靠在国家医药管理局以后，学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家医药管理局委派，在这个百年社团里，工作人员一直享受着特殊于一般行业协会的待遇。

　　对此，中国药学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工作人员向《公益时报》表示，她本身就是从药监局调过来的，“反正待遇和级别跟药监局一样”，单位决定后，当时她是毫不犹豫来药学会的。

　　实际上，如同这位工作人员一样。正是这个公务员身份给中国药学会原副秘书长刘永久带来了“麻烦”。

　　2006年11月，时任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的刘永久被立案调查。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，刘永久及其辩护律师表示，虽然最初刘是经国家药监局推荐才到药学会任副秘书长一职，但此后连任是通过会员选举出来的，所以其并非国家工作人员。

　　但法院依据检方调取的国家药监局文件，证实刘永久系经药监局研究任药学会副秘书长一职并主持工作，其享受副司级待遇，据此判定刘永久已构成受贿罪。

　　针对此次受贿事件及刘的身份问题，记者试图采访了多位医学会工作人员，均被以“不了解此事”为由，拒绝了采访。

　　据了解，中国药学会成立至今正好100年。早在1907年，在日本东京神田区水道桥明乐园的一座旧楼里，王焕文等一批有志于药学研究的年轻人决意成立一个学术团体，借此来“团结药学人士，共求学术上进步，推动祖国药学事业的发展”。他们给这个中国最早的学术团体取名为“中华药学会”，当时的会员只有27人，选举王焕文为会长。就此，成为了我国最早成立的学术团体之一。

　　此后，经历了辛亥革命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直至新中国成立，中国药学会在战火中洗礼，不断发展壮大，为我国的药学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。

　　1976年，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。3年后，经中国科协批复，中国药学会主管单位为国家医药管理局，即后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。

　　受贿事件的伤害

　　近50年以来，中国药学会这个历经百年沧桑，为国家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社会组织，曾多次受到表彰。

　　一位自称了解药学会事件内幕的学者拒绝了记者采访，但他表示，“挂靠在政府部门的社团组织，如果社团内部出了问题，一定有政府方面的责任”，而药学会所面临的问题，显然不是个案，“只是中国若干社团组织的一个缩影，虽有特殊性”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记者从中国药学会网站上获悉，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，中国药学会目前已拥有会员10.5万人，下设七个工作委员会，13个专业委员会，主办15种学术期刊。

　　此前，郑筱萸2005年6月被免去国家药监局长之后，曾改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；郑亲手提拔的时任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，兼任学会秘书长。两人成为这家正部级官办行业机构的决策者与执行人。

　　而此案的另一重要人物刘玉辉，作为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，主要依托于国家药监局的行政资源，以学会之名在医药系统组织企业会议和培训，并由此成为一张医药腐败网络的重要掮客。有人举报，在广州白云山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400万元注册资本中，刘玉辉出资近200万元，这笔资金系挪用中国药学会而来。

　　检方查证，刘玉辉与郑筱萸家庭成员关系甚好，曾与郑的儿子郑海榕长期活跃于广东医药界，郑筱萸的一部分贿赂发生在其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时；曹文庄所受的230万元贿赂中，亦有110万元是通过刘玉辉之手所得。

　　如今，国家药品监督系统腐败案已渐近尾声。其中，郑筱萸已于2007年7月10日被执行死刑；曹文庄于8月28日被终审判处死刑、缓刑二年执行；原药品注册司助理巡视员卢爱英、原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也分获14年徒刑及无期徒刑。

　　《公益时报》记者从监察部获知，自该部协助查处并通报国家药监局窝案后，针对该局以及中国药学会所暴露的问题已引起高层关注。一个事实是，受中国现行体制所限，行业协会的发展瓶颈恰恰是自治缺失，不仅未能发挥对政府管理不足的补充，甚至沦为“二政府”，成为滋生商业贿赂的腐败温床。据悉，今年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受命调研药监腐败窝案，同时探讨行业协会的关联腐败根源。

　　“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太了解，但我们会引以为戒，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。”药学会办公室梁主任在接受《公益时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目前，中国药学会已经选举了新的理事长、秘书长，这对于药学会来说，又是“一个新的起点”。

　　此前，2007年9月1日，中外600名药学界同仁欢聚北京，共庆中国药学会成立一百周年时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出席庆祝大会并致词，他对中国药学会的历史贡献作了高度评价，中国药学会建会100年来，为推动中国药学科学技术发展、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　　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社会体制改革，官办行业协会应运而生，原来的行政机构“翻牌”形成行业协会。

　　政会不分的历史渊源

　　建国后最早的由政府推动成立的行业协会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，它成立于1952年，简称中国贸促会，又称中国国际商会。该机构对内是政府机构，对外是民间团体。

　　但行业协会在中国最早的出现时间，可以追溯到明代，那时我国就产生了类似行业协会的组织，是行业协会的萌芽。清代政府对行业协会持鼓励的政策，但到建国初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，行业协会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。

　　“1956年，公私合营之后，不再有资本家、企业主，行业协会也就自动解散了。”原国家工商总局市场司司长、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网专家委员会主任张经说。

　　直到1978年，随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特征的企业改革的深入，针对部门管理各自为政的状况，我国开始借鉴国外经验，设立行业协会。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包装技术协会和中国食品协会。这是政府推动行业协会的起步阶段。

　　“70年代末，政府开始自上而下的组建行业协会，这些协会的功能类似于人民团体。人民团体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，行业协会就是党联系企业的纽带。”贾西津说。

　　引发协会大规模出现的，是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国家政府机构调整。当时，政府从职能中逐渐剥离出一些职能转交给行业协会，使行业协会在政府的主导下得以产生。张经把这个过程称为行政机关“翻牌”成为行业协会。

　　199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时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，除保留或新设一些行政部门，主要承担行业规划、协调、监督与服务的职能外，原来的一些专业经济部门改为经济实体或行业总会。经济实体不再承担政府管理职能，如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，组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。

　　行业总会则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机构，代行政府行业管理的职能，在管理上，由原来的偏重条条框框的部门管理转为偏重综合性的行业管理，例如，当时轻工业部和纺织部改为中国轻工总会和中国纺织总会，主要职能是搞好行业规划，实施行业政策，进行宏观指导和为企业提供服务。

　　1997年国家经贸委又在上海、广州、厦门、温州四个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。次年，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，将煤炭、冶金等九个部改为九个国家局，2001年又将九个国家局分别组建、改组成相关综合性行业协会，原国家局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国家经贸委承担。

　　“回顾发展历程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行业协会大量涌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经济体制，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社会体制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，行业协会便大量涌现了。”张经说。